关于“慈善”的概念，也绝非今日才有，古已有之。

   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，“慈”与“善”各从其意。“慈”的源流大致有三种，一是指母亲，古人常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慈。如唐代孟郊的《游子吟》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”二是指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奉养。《庄子▪渔父》云：“事亲则孝慈。”《国语》中也有“为义好学，慈孝于母”之句。这表明慈与孝顺、敬重之意是相连的。三是指父母之爱，《左传》有言“父慈子孝”。而后，“慈”在此基础之上，又引申出怜爱、仁慈等方面的寓意，如《新术▪道术》：“恻隐怜人为之慈。”唐代孔颖达注疏称：“慈者，爱出于心，恩被于物也。”又言：“慈谓爱之深也。”佛教传入后，汉译佛经里，“慈”的字眼，触目可见，如“慈航”、“慈云”、“慈恩”，无不体现了佛陀慈悲为怀的精神。可见，在后世的语言运用中，“慈”的语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即由原来较狭义的父母之爱扩展到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爱。“慈”是发自内心的爱。爱要如何表现出来，关键就在“善”上。

    “善”的本义是“吉祥”、“美好”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解释道：“善，吉也，从言从羊。”与之相对的则是“恶”。后来，“善”被引申为友好亲善，平行高尚。正所谓“善气迎人，亲如弟兄；恶气迎人，害于戈兵”。从孔子所说的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即与之化矣”。我们似更能体会到善的伦理道德价值所在，后人也因之将节操高超、乐于助人的人称作善人或善士。

    因心存真善，便会自发善举，慈善二者可谓相辅相成。最初二者之意虽有所区别，但在长期演讲过程中，二者因词义相近，均有仁慈、良善、富有同情心之意，而渐趋合并使用。到南北朝时期“慈”“善”常常并列言之，于是便有“慈善”这一称谓。

    《北史》可能是最早使用“慈善”一词的，其列传中称崔光“宽和慈善，下忤于物，进退沉浮，自得而已。”而后，该词不断涌现于经史子集各类文献。不过，从南北朝至晚清，“慈善”一词在古文献里，多用来形容人的面相、性情和善，心地善良，其含义与我们现今所言的“慈善”还是有所不同的。

    “慈善”作为与今义相同的术语，还是清末才有的。鸦片战争以后，西方慈善事业及其理念开始传入中国，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（即古籍中多称为“善举”）开始转型。或许受日文转译的影响，20世纪初年，中文大众媒体开始大量涌现出与今义完全一致的“慈善”术语与概念。1903年，在日本横滨出版的《新民丛报》发表时评《中国之慈善教育》。1904年，在东京，《江苏》先刊载《本省杂录：高邮之慈善事业表》。随后，《大陆报》也以《富豪之慈善医业》为题刊登了一则杂录。不久，国内的报刊也出现了以“慈善”为题的时评和报道。1904年11月，《东方杂志》就转载7月22日《汉口日报》的文章《慈善教育说》。很快，“慈善”作为一个概念和术语，广泛见诸报纸杂志，它出现后立即为国人所接受，并迅速普及于新知识分子、绅商、仁人善士和官员中。1905年底，戴鸿慈随载泽五大臣出洋考察，他在《出使九国日记》中记载，他所乘轮船行经红海时，“每日船客无事，辄投票射船行之里数，以赀十之一助慈善事业，而馀者分配干得利之一人或三五人。”最终，“慈善”一词也正式出现于官方文件中。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九月，隆裕太后连下懿旨，令办“慈善救济会”、“防护妇女幼儿慈善会”、“顺天慈善普济赤十总会”，这大概是清廷官方正式公开使用“慈善”概念。民国后，1912年6月，北迁的北京民国政府在《内务部官制修正案》也正式使用“慈善”一词，规定内务总长的职责为管理地方行政、选举、救灾、慈善、土地等事务。这标志着“慈善”术语已被广泛运用。由此可见，“慈善”的语义，在清末民初，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发生了显著变化。

    中国社会的慈善观念，自先秦出现以来，中经两汉，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又受儒、释、道多元化思想的影响，在中国一些地区已浸润人心，并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所行导引。佛寺僧尼组成以施善济困为主旨的宗教性组织，地方士绅、官僚和地主发起了地域性慈善活动。尽管还是少数人为之，并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，然而积小流可以成江河，发轫于先秦时期的慈善活动，自汉唐讫民国，一脉相承，未曾断歇，直到如今。“慈善”的词义，至清末有了演变，与公益渐趋融合，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。

作者 郭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