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他的名字叫“让”

    1976年9月，出身名门望族的让▪德▪米里拜尔已在香港工作多年，受中国政府邀请，与驻华法国大使一起在京参加完毛主席的逝世吊唁仪式后，根据中法文化交流项目协定，由国家教育部派到西安外语学院任教。他也是西安外语学院法语专业建立以来的首任官方派遣外籍教师。

    让▪德▪米里拜尔有一个中国姓名——米睿哲，陕西省第一个获得在中国拥有永久居住权的法国人。他身边的中国人都亲切地叫他“让”。

法国老人“让”结缘西安

    “是西安神器的文化，吸引着我来到这中国的文化源头，学习学习再学习的。”他说，“中国的老百姓了不起，做事做得好。他们的智慧、勤劳和忍耐，在这个世界上是无与伦比。中国是了解人民的一把钥匙。”

    “让”曾经系统地研究过明代的陕西和西安府，他统计出“陕西省在明代277年中发生了168起灾情”、“（税赋）所缴的金额要占皇室征税总数的20%以上，而陕西省人口只占明朝总人口的7%左右”……他指出，“因为明朝的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虽然具有阴暗的一面，但是显示出了异常的聪明和智慧，同时也表现出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世界观，也即相反的事物同时存在，群体压倒个人，作为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要素之礼仪具有很大的重要性。”

    他不仅对陕西、对西安有着理性的审视，还对身边的一切人怀有感人的慈爱。在采访他之前，陕西省卫生厅原副厅长耿庆义告诉笔者：“让”曾经帮助过30多个中国学生到法国留学，唯一的要求是每个学生学业完成后必须回到中国；有一次，“让”发现马路上下水道的井盖没了，他担心行人不小心掉下去，就站在旁边提醒过路的人，直到碰到两位路过的警察，请他们帮忙他方才离去；“让”乘公交车，总会凭着自己高大的身躯，站在车门口，撑开双臂维持秩序，照顾老弱病残先行上车；西安外语学院旁边八里村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那个叫“让”的老外，常常把马路上的碎砖块、玻璃片捡走，因为怕绊倒、伤及行人……这些平凡的小事，和他接触过的人几乎能信口道来，也使不少人至今感怀不已。和“让”来往密切的李惠康说：“那就是让的‘爱心’，对人类的爱心，对中国人民的爱心。”

    “让”不愿意多谈关于自己的事情。他说：“西方的人不理解中国，不重视传统。我刚来中国的时候，他们是‘低头’看中国，他们曾长时间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，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对中国说声对不起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国在变得强大，大家又‘仰视’中国，担心、害怕。”他说，“我希望西方人理解中国，向中国学习”。

    “让”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退休后，毅然放弃在法国的优越生活，继续留在西安外院专门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。他利用自己在法国的各种关系，积极促进和资助中国朋友赴法国留学和交流，同时又穿梭引荐了许多法国朋友来中国讲学交流。除了帮助介绍和资助西安外院的师生外，他先后资助了西安不少医生去法国留学讲课或从事科研工作，并说服法国卫生部门的官员，想方设法给留学的医生们提供奖学金。“让”说，医生的职业能拯救人的生命，帮助一个医生就等于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。

善，是“让”生命的本能

    2009年取得法国地中海大学马赛医学院PHD博士学位的杨晨光，回国后在陕西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工作，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探访“让”。他说：“跟‘让’相处总是让人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他不是在有意的做慈善，为善已经是他生命的本能。”

    据他回忆，自己和“让”认识是在1995年7月。刚认识不久，法国的法中科技协会的柳教授来医院参观考察。参观结束后，大家相约去东大街吃饺子，饭菜上桌了，“让”却在大家没有注意的时候起身离去。自己担心“让”年龄大，行走不方便，也起身跟着出去，“没想到他出了饭店门，沿着我们的来路往回走，我问他要做什么，他很久才告诉我他刚才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乞讨的老人，很可怜，刚才因为在车上，他没有能帮助他，很放心不下，现在往回走就是要找到那个老人。记得那天刚刚下完雨，我陪着他从东大街走到钟楼，又走到北大街西一路口，但再也没有见到他说的那个老年乞者，但看到另一个带着孩子乞讨的人，于是‘让’给了他们10元钱，然后我们又往回走，一来一去大概20分钟时间。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种震撼，我切实的感觉到他的真心。那天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”杨晨光至今感慨不已。“后来跟‘让’熟悉了才知道，他总是这样。很多朋友会跟他说这些乞丐里有很多骗子如何如何，但他总说，那些残疾人、老人真的需要帮助。”

    “让”相信每个人都有良心，有分辨善恶之心，他认为人应该服从自己的良心。让杨晨光深受触动的还有一件小事。那是外语学院的专家楼检修后不久，“让”告诉杨晨光家里水池的下水坏了，需要修理。“我问怎么坏的，他很不好意思的告诉我，因为经常会有人翻检专家楼下的垃圾桶，他用过的医疗垃圾总是在水池里烧掉而不是直接扔掉，这样避免被人不小心翻到，他认为这是对捡垃圾的人的不尊重。而这次他也像往常一样进行这样的处理，却没有想到原来铸铁的下水换成了塑料的。”杨晨光说，和“让”相处每一件小事，都能让他顿悟儒家的“慎独”、王阳明的“身心之学”的一些内涵。

    十几年前采访过“让”的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张文彦，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。多年前有关“让”的报道刊出后，向“让”求助的人一下子蜂拥而至，“老先生很认真，但后来人数实在太多，他不得不委托报社对每个求助者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。”

    “将谓圣道人其人”，这是中国很老的句子。在中国，对所谓的圣道，从来就有着具体的标准，“人其人”，把人当人，如此而已。“让”身上的这种纯净、这种澄明，这种简单质朴、这种柔弱的坚韧，让人不由想起《道德经》中的“上善若水”。

    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……在采访中，“让”身边的朋友所讲述的有关“让”的种种故事，总是给人以深深的震撼和冲击。

爱，是“让”生活的践行

    “我真的很有运气，能不间断地学习、了解这样伟大、丰富、悠久的文明；能在中华文化的摇篮里工作、生活，这在今天世界上能有多少人呢？”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那种法国人的浪漫和中国人的达观，融汇成灿烂的笑容，而眼中涌动的是满满的爱。

    爱为学问之始。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执着，“让”在已逾知命之年深入中国内陆，开始了旨在加强文化交流，促进人类理解的研究工作。在西安外语学院法语系日常的教学工作之余，他对中国的老子、孔子以及中国人从历史到现在的生活方式、情感等，进行了多方位的学习研究。随后，他按照法国专家给他定的题目，在当时在外院工作的陆栋等朋友帮助下，历时6年，完成了《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——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》专著。这部专著在法国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，得到了法国政府的高度重视。后被陆栋、郭太初教授等译成汉语出版，成为我国第一部研究明代西北地区断代地方史的学术著作。为表彰他为法中交流所作的贡献，法国政府授予“让”拿破仑勋章。随后他与马西、陆栋合作编撰的《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病学》在法国巴黎问世；他编撰译介的《简明中医外科学》、《中国传统文化精要》让西方世界对中国医学、文化增加了解。他和另外一位法国专家合著的《中国的智慧》，更是引来他在法国的许多同胞到中国参观访问和学习。“让”视学问为生命，自幼苦读，年至耄耋，仍然手不释卷，笔耕不辍，他的这些研究也使他蜚声海内外。

    爱是一种关系。“让”说：“中国人讲关系，法国人将友谊，中法有区别。关系很重要，在中国能起决定性作用，帮助中国人需要关系。”中华民族是一个以“人伦为本”的民族，特别讲究亲情、友情、人情的人际关系。在“让”看来，是爱把这些关系交通互联，离开了关系，爱便不复存在。爱才是生活的全部。1994年5月5日，“让”将代表法国最高荣誉的拿破仑勋章转赠给西安外语学院永久收藏。他说：“将这枚勋章永远保存在中国，让中法文化交流就像这枚勋章一样永远流传。”而他，也被特别授予“西安外语终身名誉教授”。时任院长孙天义称赞他：“爱中国，二十一载，矢志不移；重友谊，始终如一，堪称楷模。”1997年，“让”获得了在中国永久居留证，成为陕西省第一个获得在中国拥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。时任陕西省省长的程安东为他题写“耕耘友谊”四字以表达对“让”的感谢。

    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说，这么多年来，“让”表现出的内在，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，他对本职工作的敬业，他帮助人时的自觉、自愿，他对信仰追求的执着，他对细节的审慎，他待人的宽厚、尊重、包容……因为这一切，我们称其为“仅次于上帝的人”。

    2011年，“让”和他的朋友们作出了一个决定，每年拿出10000元，建立“米睿哲”爱心基金，专门用来资助安康市石泉县喜河小学的13名贫困学生，直到他们小学毕业。

    92岁高龄的他再一次用一种慈悲，用一种关爱，种下我们心中那“善”和“爱”的胚芽。